会唱中国国歌的非洲裔孩子，如何认同自己？
在香港一辆公交车上，几名有非洲裔背景的孩子，用英语和粤语聊天。随后，他们一起用普通话唱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观察者后来确认，他们就读于香港资助学校。
不妨进一步设定：他们在香港出生、长大，具有香港居民身份。他们可能在这里工作、成家，也可能养育下一代。
问题随之而来：他们会如何理解“我是香港人”“我是中国人”？
我们说的“中国人”，是哪一种身份？
这句话可能指国籍，也可能指族裔，还可能表达文化归属和国家认同。
法律上的中国公民，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。它不能单凭肤色、口音或唱什么歌来判断。
但自我认同问的是另一件事：
你认为自己属于哪里？哪个地方的历史、生活和未来，与你有关？
一个孩子说“我是中国人”，是在报告国籍，还是表达归属？听到这句话的人，又会不会只按他的外貌作出回应？
会唱国歌，不等于我们已经读懂了他
香港学校的相关教育安排包括让非华语学生认识国家象征、参与相关学习活动。
因此，这些孩子会唱中国国歌，并不难理解。
但会唱，不足以证明他内心如何认同。反过来，也不能因为他的祖源不同，就认定这种认同必然虚假。
真正值得问的是：如果他了解这段历史，也愿意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国家，旁人是否接受他的表达？
还是说，无论他怎样成长、学习和生活，都有人认为他没有资格说“我们”？
认同自己，与被别人承认
认同至少有两个方向。
一个是“我认为自己是谁”。
另一个是“别人认为我是谁”。
两者可能一致，也可能冲突。
孩子可能觉得，香港就是家，中国是自己的国家。旁人却可能说：“你只是生活在这里，永远不是我们的人。”
这时，争论已经不只是孩子有没有融入。
而是谁有权规定，归属只能来自血统，不能来自成长、生活和主动选择。
但另一边也要追问：我们是否只有在孩子讲流利中文、唱国歌、表现得足够“像我们”时，才愿意接纳他？
如果是，他的归属是否始终附带条件？
把场景换成广州
再设想一个非洲裔孩子。
他在广州长大，会说粤语和普通话。朋友、学校和童年记忆都在这里。
他说：“我是广州人。”
又或者说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我们会分别怎样理解？
如果我们接受海外华裔保留对中国的文化认同，是否也愿意思考：非华裔能不能在中国的生活中，逐渐形成自己的国家归属？
两种情况并不完全相同。但它们共同追问了一件事：
祖源之外，人的经历和选择，究竟能为身份增加多少分量？
不必急着替孩子回答
“香港人”和“中国人”，可以分别表达地方归属与国家认同，不一定互相排斥。身份认同研究也会讨论两者并存的情况。
同样，保留非洲祖源，也不必然意味着拒绝本地生活。
这些孩子可能有多重认同，也可能还没有想清楚。他们的答案，甚至会随着成长而变化。
比起立即替他们盖章，不妨先留下几个问题：
当一个孩子说“这是我的国家”，我们首先看的是他的经历，还是他的肤色？
我们希望他产生国家认同，是否也准备好承认这种认同？
如果他努力走近“我们”，而“我们”始终后退，那么，这条路究竟要走到哪里？
在香港一辆公交车上，几名有非洲裔背景的孩子，用英语和粤语聊天。随后，他们一起用普通话唱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观察者后来确认，他们就读于香港资助学校。
不妨进一步设定：他们在香港出生、长大，具有香港居民身份。他们可能在这里工作、成家，也可能养育下一代。
问题随之而来：他们会如何理解“我是香港人”“我是中国人”？
我们说的“中国人”，是哪一种身份？
这句话可能指国籍，也可能指族裔，还可能表达文化归属和国家认同。
法律上的中国公民，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。它不能单凭肤色、口音或唱什么歌来判断。
但自我认同问的是另一件事：
你认为自己属于哪里？哪个地方的历史、生活和未来，与你有关？
一个孩子说“我是中国人”，是在报告国籍，还是表达归属？听到这句话的人，又会不会只按他的外貌作出回应？
会唱国歌，不等于我们已经读懂了他
香港学校的相关教育安排包括让非华语学生认识国家象征、参与相关学习活动。
因此，这些孩子会唱中国国歌，并不难理解。
但会唱，不足以证明他内心如何认同。反过来，也不能因为他的祖源不同，就认定这种认同必然虚假。
真正值得问的是：如果他了解这段历史，也愿意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国家，旁人是否接受他的表达？
还是说，无论他怎样成长、学习和生活，都有人认为他没有资格说“我们”？
认同自己，与被别人承认
认同至少有两个方向。
一个是“我认为自己是谁”。
另一个是“别人认为我是谁”。
两者可能一致，也可能冲突。
孩子可能觉得，香港就是家，中国是自己的国家。旁人却可能说：“你只是生活在这里，永远不是我们的人。”
这时，争论已经不只是孩子有没有融入。
而是谁有权规定，归属只能来自血统，不能来自成长、生活和主动选择。
但另一边也要追问：我们是否只有在孩子讲流利中文、唱国歌、表现得足够“像我们”时，才愿意接纳他？
如果是，他的归属是否始终附带条件？
把场景换成广州
再设想一个非洲裔孩子。
他在广州长大，会说粤语和普通话。朋友、学校和童年记忆都在这里。
他说：“我是广州人。”
又或者说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我们会分别怎样理解？
如果我们接受海外华裔保留对中国的文化认同，是否也愿意思考：非华裔能不能在中国的生活中，逐渐形成自己的国家归属？
两种情况并不完全相同。但它们共同追问了一件事：
祖源之外，人的经历和选择，究竟能为身份增加多少分量？
不必急着替孩子回答
“香港人”和“中国人”，可以分别表达地方归属与国家认同，不一定互相排斥。身份认同研究也会讨论两者并存的情况。
同样，保留非洲祖源，也不必然意味着拒绝本地生活。
这些孩子可能有多重认同，也可能还没有想清楚。他们的答案，甚至会随着成长而变化。
比起立即替他们盖章，不妨先留下几个问题：
当一个孩子说“这是我的国家”，我们首先看的是他的经历，还是他的肤色？
我们希望他产生国家认同，是否也准备好承认这种认同？
如果他努力走近“我们”，而“我们”始终后退，那么，这条路究竟要走到哪里？
